一个月后的厦门环岛路，潮水在黎明前退去，露出湿润的沙滩。小禾的苗绣鞋尖划过沙地，惊起的沙蟹钻进石缝 —— 那里埋着褪色的蓝布纤维，经警方鉴定，与母亲最后一件工服的布料成分相同。秋菊突然蹲下，从贝壳缝里抠出块碎布，上面用苗文绣着未完成的桃花瓣，针脚停在第七针 —— 那是小禾出生那天母亲停工的位置，如今被海水泡得发皱。
三姐妹跪在礁岩上，将母亲的蓝布衫铺在竹筏中央。春梅用银剪拆开衣服内衬，掉出二十年前文工团的演出证，照片上的母亲梳着苗岭特有的双髻，鬓角别着的桃花发卡与小禾收藏的塑料发卡款式相同。秋菊把三块手帕按血痂颜色拼合：红色帕角沾着小禾逃离屠户家的血，蓝色帕边浸过秋菊茶山寻亲的泪，黄色帕心缝着春梅守护老屋的汗 —— 此刻在晨光中，帕子接缝处露出母亲绣的苗文地名，与警方档案里的被拐儿童迁徙路线图惊人重合。
“这是‘被拐家庭互助会’的志愿者证。”苏媛从背包里拿出红色徽章，“你们愿意分享经历吗？上周还有个贵州女孩被卖到莆田。” 小禾摸着徽章上的桃花图案，想起在东莞救助站见过的女孩们 —— 她们中有人和秋菊一样左眉有痣，有人攥着褪色的苗绣帕子，却再也没找到回家的路。
展开剩余56%在互助会的座谈会上，春梅颤抖着展示大姐夫施暴留下的旧伤照片。“他把我锁在柴房三天，” 她掀起裤腿，膝盖上的烫疤在投影仪光线下泛白，“但现在不一样了 ——” 屏幕切换到妇联调解记录，调解员指着协议书：“根据《反家庭暴力法》，我们帮你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。”台下有位母亲突然哭出声，她的女儿三年前被拐，至今杳无音讯。
秋菊在茶博会遇见当年买她的独眼茶农时，正陪着互助会志愿者做回访。“他说‘买媳妇天经地义’，”秋菊攥紧录音笔，“但律师说这是拐卖妇女罪，追诉期还没过。” 此刻她手机里存着警方的受案回执，上面记录着二十年来安溪茶山被拐妇女的案件编号，有些编号旁标注着 “查无此人”，像极了母亲刻在墙上却被覆盖的苗文。
大姐春梅的离婚案开庭那天，小禾和秋菊坐在旁听席。当法官宣读 “准予离婚” 的判决时，春梅的三个孩子在台下欢呼，最小的男孩举起学校发的 “反家暴手抄报”—— 那是妇联工作人员教他们画的，报头画着朵带刺的桃花。休庭时，书记员递给小禾一叠文件：“这是全省被拐妇女 DNA 比对库的最新数据，已有 72 个家庭通过民俗特征找回孩子。”
退潮的沙滩上，小禾发现秋菊的油纸包在海水浸泡后绽开，三粒桃核滚落在礁石缝里。她捡起其中一颗，核上的裂口处冒出嫩红的芽尖 —— 这是母亲离家前埋在老屋桃树下的种子，经农业局检测，其基因与雷山县千年桃林的古树高度相似。“这是省级保护物种，” 林业站的工作人员指着检测报告，“你们母亲当年可能故意选了这种子，因为它的根系特别深。”
半年后，清水寨的桃林里多了三棵新树。小禾在树干刻下互助会的热线电话，秋菊埋入从厦门带回的法律手册，春梅则用银线绣了块警示牌：“此处曾有被拐妇女途经”。当第一批游客跟着志愿者走进桃林时，看见树上挂着许多红布条，每条布条上都写着被拐者的名字和失踪日期 —— 其中一条布条的角落，用苗文绣着母亲的名字 “杨秀芹”，旁边是警方登记的失踪年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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